那次争吵像一记警钟，敲醒了我沉溺于娱乐圈浮华的昏沉。恰好，我之前凭借一首原创歌曲和一部热播剧的插曲，意外拿下了一个分量不轻的音乐奖项，连带吸引了几个高端品牌的赞助。那蓝难得松口，大概是觉得“话题女星”偶尔也需要“才女”的标签加持，加上赞助费到位，她给我推掉了不少无意义的饭局和通告。

“陈涔，别给我得意忘形，”她在电话里语气依旧强硬，“这几个月给我好好搞音乐，维持住‘创作才女’的人设，后面还有大项目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看着窗外久违的、不是练习室或酒店天花板的天空，长长地舒了口气。活少了，意味着我有更多时间待在那个有柳絮的小家里。

只是，那次争吵留下的阴影，像一层细密的蛛网，缠在我心上。我变得格外敏感，像只受过伤的小兽，时刻竖着耳朵，观察着柳絮的表情。她皱一下眉，我就会紧张地想：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？她今天话少了，是不是还在为之前的事生气？她看新闻时停留到关于我的□□，是不是心里又在介意？

有次她下班回来，脸色有些疲惫，随手把包放在沙发上，没像往常一样先过来抱我。我坐在地毯上，手里捧着乐谱，心脏瞬间就揪紧了。我看着她走向厨房，背影挺直，却透着一股疏离感。

“木头……”我声音有些发颤，“你是不是……不高兴了？”

她正在倒水的动作顿了顿，回过头，眼里带着一丝疑惑：“没有啊，今天手术多，有点累。怎么了？”

“没、没什么……”我低下头，手指无意识地抠着乐谱边缘，“就是看你好像不太开心……”

她走过来，在我身边坐下，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，动作轻柔：“傻瓜，累的时候表情是会有点严肃。别多想，嗯？”她捧起我的脸，让我看着她，“我们不是说好了，有什么都要沟通吗？你这样胡思乱想，我会心疼。”

她的眼神清澈而坚定，像一束光照进我心里的角落。我点点头，却忍不住把脸埋进她的颈窝，闷闷地说：“我就是怕……怕做得不够好，怕你哪天就烦了，不要我了。”

“不会的，”她收紧手臂，把我抱得更紧，“涔涔，在我这里，没有‘够不够好’，只有‘你是不是陈涔’。你不需要扮演任何角色，只要做你自己，就足够让我喜欢了。”

她的话语像温水，一点点熨平我心里的褶皱。我知道，这种不安全感或许源于过去那些被抛弃、被利用的经历，但柳絮正在用她的耐心和温柔，一点点帮我驱散那些阴霾。她不像我以前遇到的人那样，只看我的光环或利用价值，她看的，是光环之下那个千疮百孔、却又渴望被爱的我。

她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我。当我又因为网上的恶评而情绪低落时，她会拉着我一起看一部老电影，或者拿出我那把落灰的小提琴，让我随便拉些什么，哪怕只是不成调的音符。“听，这是你创造的声音，独一无二。”她会这样说。

当我因为那蓝的电话而烦躁不安时，她会递给我一杯热牛奶，轻声说：“别急，先喝了，我们再慢慢想办法。”

在她的引导下，我开始学着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音乐上，放在我们两人的小日子里。我重新开始认真编曲，写了几首关于“家”和“温暖”的歌，旋律里少了以往的破碎和黑暗，多了些细碎的光亮。偶尔，我会在她看书时，把琴搬到她身边，拉一些舒缓的曲子，看她嘴角不自觉扬起的微笑。

日子就这样在小心翼翼的修复和逐渐升温的甜蜜里，慢慢流淌。转眼，就快过年了。

城市里开始挂上红灯笼，商场播放着喜庆的音乐，空气里弥漫着年货的甜香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过年是团聚，是喜悦，但对我而言，年关像一道无法逾越的坎，充满了沉重的意味。

记忆里的春节，总是伴随着母亲蓝蓉对我练琴进度的“年终考核”，和父亲陈烬沉默中透露出的期望压力。后来我去了韩国，再后来回国，这几年的春节，不是在剧组赶工，就是在各种跨年晚会的后台奔波，或者，是在某个大佬的酒局上，强颜欢笑地敬酒。

家，那个曾经让我想逃离的地方，如今却成了我不敢触碰的禁区。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父母，面对那段被“砰”地关上的过往。

“涔涔，今年过年……你有什么安排吗？”柳絮在一个周末的晚上，一边帮我整理新写的乐谱，一边状似不经意地问。

我正在调弦的手顿了一下，心里那点关于过年的焦虑瞬间被勾了起来。“没、没什么安排吧，可能……剧组还有点补拍的戏份？”我含糊地应付着，不敢看她的眼睛。

她放下乐谱，走到我身边，轻轻握住我的手腕，让我停下动作。“不想回去看看叔叔阿姨吗？”

我猛地抬起头，眼里闪过一丝慌乱：“不、不想……”声音低得像蚊子哼，“他们……应该不想看到我。”

父母可能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出柜……这一切都让我头皮发麻。